虽然在程序上，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余华英也当庭宣称要上诉，这名恶名远扬的人贩子最终是否以死刑立即执行画上句号，还存在不确定性。但线上平台网民压倒性的叫好之声，已如期而至。从转发“拐卖儿童死刑”的接力，到一宗真实个案的落地，中间夹杂的是难以计数的受害家庭悲痛欲绝的哭声，跨越经年，挥之不去。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社会管控的加强，指纹、DNA、人脸识别、身份证以及遍布城乡的监控摄像头等，已为堵截拐买拐卖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从发案数据来看，拐买拐卖犯罪已大幅下降。不时搅热舆论的个案，以“拐”这一行为所发生的时间而言，也多发生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如余华英案，最早的案发时间已是三十年前。据检方指控，从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和龚某良一共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余华英的这三十年，恰如一部三十年司法断代史。

　　 报道，2000年，余华英曾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抓。当时，余华英被邯郸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两个月后释放。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作案时被抓。彼时，她和丈夫均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以假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服刑期间，余华英获减刑三年。出狱后，余华英一直无事，直至曾被她拐卖的杨妞花找到亲生姐姐后报警。杨妞花于2023年找到贵州警方，并提供线索，最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的民警将涉嫌拐卖杨妞花的余华英抓获。

　　如果司法有温度，余华英应该也是一只先知春江水暖的“鸭”。今天的司法生态，已不再是严刑峻法，取而代之的是宽严相济。从认罪认罚从宽，到少捕慎诉慎押，再到刑事和解的推广适用，刑事司法整体上的确是“轻”了。但轻刑化并不表示放弃重罚严刑。宽严相济的全面理解，是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根据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确保办案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当宽严相济遇上余华英案时，从严、从重成了多数共识。在刑法中，拐卖儿童是极其特殊的一类个罪。人伦之痛，莫过于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却杳无音信，拐卖儿童刺中的，正是这样的人间至痛与亲情撕裂。

　　被拐卖犯罪伤害的亲情，是永远的伤害，既无从复原，也无法弥补。很多花费了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奇迹般找到孩子的父母，往往陷入“找到即失去”的宿命。父母还是当年的父母，孩子已不是当年那个孩子。没找到时，总觉得还有希望；找到时，剩下的总是无法回到过去的失望。

　　如此人间至痛至悲，错不在父母，更不在孩子，而在拐买拐卖的犯罪人。三十年司法经验表明，对这一犯罪在刑罚上的轻纵，事实上造成了类罪的多发，且屡禁不止。当风险低于收益之时，总有人愿意铤而走险——更何况，即便进入司法程序，这条路有时也并不太“险”——余华英的前两次判罚恰好作为那个时代的注脚。

　　一纸死刑判决，并不是大众的狂欢，而是迟来的司法正义。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即所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和情节特别恶劣的。一言以蔽之，死刑仍是遗憾的必要，是作为社会对付不堪改造的犯罪分子的一种不得已手段。慎用不是不用，而是要坚决做到依法从严，让犯罪人罚当其罪。

　　拐卖11名儿童的余华英，给11个家庭和他们的挚爱亲朋带去了一生的噩梦。两进宫仍以假身份欺瞒司法，说明并无悔改之心——其危害不可谓不“特别严重”，情节不可谓不“特别恶劣”。在余华英面前，那些坚持要围绕死刑存废辩论一番的人士可以消停一会儿。想想那些深陷在拐买拐卖犯罪阴影中的父母们，想想那些暗夜里的哭声，珍爱孩子还在身边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