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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水杯、书包……从初一下学期到初三上学期，林宇的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然后出现在消防柜、椅背、黑板顶部，甚至是厕所里。每当他感到焦头烂额时，“闹剧”的始作俑者便会向周围同学炫耀：“看，他又被我耍了！”

　　很多年后林宇才意识到，那时的自己遭遇了校园欺凌。林宇虽然在初中时就读于重点班，但由于在班内成绩落后，有些自卑，鲜少发脾气，甚至有点“讨好型人格”。闹剧刚开始时，他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忍让没有换来欺凌的消减，反而渐渐地发展成为日常。林宇也有过反抗，对方偶尔“消停”两天，不久又变回老样子，最终林宇不再反击。他回忆：“如果当时我的脾气硬一点，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日前，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重点关注面临学业就业压力、经济困难、情感危机、家庭变故、校园欺凌等风险因素以及校外实习、社会实践等学习生活环境变化的学生。

　　校园生活、人际关系状况与学生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校园欺凌不论对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都容易产生消极影响。那么，校园欺凌是否存在普遍规律？我们能否通过找到其中的共同点，加以规避，从而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

　　有人认为：“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欺凌者一定察觉到了被欺凌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击性” 。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表示，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不闹脾气’可能意味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很多空间去学习建设性地表达内心，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欺凌者往往习惯用破坏性方式去表达攻击性及负面情感。”她表示，在后者的眼中，前者就像“小绵羊”一般好欺负。

　　严艺家总结，具有以下3种特质的孩子更容易成为被欺凌对象：一是在肯定的声音中长大，父母往往会夸赞其“好带”“不怎么发脾气”；二是习惯被安排生活，缺乏独立做主和说“不”的能力；三是身心常年遭遇粗暴对待，渐渐习惯被持续侵入身心边界的体验，并在人际关系中无意识复制这种关系。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贾洪武曾接触过不少遭遇过校园欺凌的孩子，其中一部分的确有抑制自己攻击性的倾向。

　　“有的孩子接受了‘反暴力’教育，但不明白该在他人侵犯到何种界限时反击。”贾洪武曾开导过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孩子，他在学校经常被恶意骚扰。这个孩子虽然生气，可出于强烈的道德感，他不愿以激烈的方式反击。接受心理咨询后，他激烈地反抗了一次，才让自己脱困。

　　“还有的孩子，家庭条件不太好，或是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子女，认为自己无法获得良好的保护，不愿与人起冲突。”贾洪武接触过的另一个小孩家境贫寒，父亲自小便和他强调“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家里没地位、没关系”，对被欺凌也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这让孩子养成了讨好他人、回避矛盾的性格，遭受欺凌后甚至抗拒、害怕与人交往。

　　然而，贾洪武不认为被欺凌和抑制攻击性倾向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遭受欺凌的孩子也有没有压抑攻击性的，只是他们没有反击成功的能力”。在贾洪武看来，遭受欺凌的孩子大多具备三个特征：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发育较晚以及无法及时得到家庭的援助。其中，人际关系是最主要的因素——被欺凌的孩子常常孤立无援。贾洪武曾见过一个小学时期多次转学的小孩，因为有些“土气”，常被欺负。欺凌者人多势众，他不敢反抗，而作为转校生，他与其他孩子不熟悉、没有交情，也没有人站出来制止欺凌。

　　对于习惯抑制攻击性的孩子，严艺家希望他们能够觉察并承认自己的负面情绪，树立边界，打造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同时也可以向信任的人倾诉，避免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境遇。

　　贾洪武鼓励孩子积极发展自己的同伴关系，避免落单。同时，及时解决同辈间的小矛盾可以将欺凌扼杀于萌芽，让潜在的被欺凌者及时脱困。对于已在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要第一时间严肃告知父母、老师，寻求家庭和学校方面的援助与保护。

　　贾洪武认为，家长平时除了加强对孩子的思想教育，鼓励孩子积极建立社交关系，还应认真倾听孩子在校的故事，在可能发生欺凌时探究真相。

　　“老师在发现潜在的校园欺凌时，也应第一时间去核实情况是否属实，采取行动帮助学生脱困。”贾洪武曾接触过一个老师，他在得知欺凌事件后，将双方喊到办公室，分别了解情况，接着为两人澄清欺凌的不义、不利。他要求两人在班级里公开和解，并承诺未来不再有类似的行为，否则便将欺凌事件升级到校长、家长处理。很多年后，两位同学感叹：“多亏了老师当年的调解”。

　　“学生一般会惧怕老师的权威，有能力的老师若能第一时间介入，很多欺凌便可能尽早被解决。”贾洪武表示，如果遇到老师无法调节的欺凌问题，由家长出面协商，若再无果，便应报警、寻求法律武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