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中国新闻社罕见高规格地接待台湾《自立晚报》二位记者公开来大陆采访的破冰之旅，曾因推动了两岸新闻乃至人文交流，轰动一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家曾经颇有影响的台湾第三大报虽已在本世纪初停刊，但是1987年9月的那段往事依然没有被人淡忘。

　　顺势而上的勇敢之举

　　这年秋天，台湾岛上风传实行38年之久的“戒严令”可能出现突破，原籍大陆省份的民众有望获准回到阔别了半辈子的家乡探亲。

　　台湾新闻界当然反应敏感，各家传媒都在摩拳擦掌。《自立晚报》年富力强的老板吴丰山脑子灵活，处事果断，抢先出手了一个秘密计划：派记者抢滩大陆，公开采访！

　　于是，9月1日下午，当赫然以头条新闻刊出《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时，报摊上立马“洛阳纸贵”，被怀着各种目的的读者抢购一空——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网络、更无电子版。

　　中国驻日使馆首次面对面接待了要求公开去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签证官员迅速上报请示，并与国内有关方面联系，以加急程序为他们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告知北京的新闻同行将接待他们，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成全他们的公开采访。

　　意外受命 成全破冰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必要协助”的任务会落在我的肩上。

　　当时，我正在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以福建分社社长任上兼任总社港澳台部主任，一面做好部门工作，一面熟悉总社的运作情况，准备奉派去一家驻外分社履新。

　　9月中旬的一天，中新社王士谷社长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公开采访，这是两岸相隔38年来的第一次，中央十分重视，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领导。

　　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中国新闻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

　　王社长告诉我，《自立晚报》来的是一位部门主任，而我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我作为中国新闻社的代表，与两位同事——外事部主任刘国勇、我部负责台事新闻的王捷大姐一起接待李永得和徐璐。

　　具体指导我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还有乐美真同志。公安部的一位姓张的处长和我搭档，相互配合，全程负责协助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

　　我立即着手准备，重温了有关方针政策、注意事项，拟定了几种情况的预案；然后到中台办向杨主任和乐美真同志当面汇报和领命。

　　我谨记中央确定的两条原则：一是自由采访，李、徐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二是确保人身安全。

　　后来我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定下了以上原则。接着，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又接见了我，指示一定要认真做好这次接待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等你们38年了”“被拍板”“讲得好”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在日本东京踏进了中国民航CA93O的舱门，途经上海飞向北京。

　　为确保机上重要旅客的安全，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所以延误至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我和张处长于当日傍晚就来到了首都机场现在1号航站楼的位置，那时只有这一座航站楼。一进候机大厅，就见到一群中央新闻媒体和境外、国外媒体的同行，他们都是带着第一时间攫取一手猛料的目的，来迎接台湾同行的。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缓慢过去，我在大厅里顺着自动滚梯栏杆的外延来回踱步，少年时生活在与台湾一水相隔的厦门的许多情景、许多与台湾相关的闽南歌谣接连不断地在脑子里回旋。终于，子夜时分，我和刘主任、王捷大姐得到了航班降落的通知，率先走向廊桥口。

　　机舱门一打开，首先步出的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我见到台湾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并未深思熟虑，却是真情流露，在首都机场苦等的4个小时，加深了这种期待。

　　没想到两位台湾同行到达北京发出的第一条消息就称，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统战语言”，一时间，成了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和多种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和评论的热点，国内的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有的说我“阶级立场不对头，怎么38年等台湾人？”，有的说我说得巧妙，莫衷一是。后来据说又是小平同志拍板说“讲得好”，我那颗忐忑的心才算定下来。

　　其实，两位台湾同行在自己报道中说的话也挺意味深长。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全力协助 山水不露

　　两位记者离开台湾时，吴社长曾交代他们，“只要进入大陆就算成功。”可是他们从那一刻起的半个月采访，效应远超《自立晚报》的预期。

　　我一面引路往机场卫星厅外走，一面征询颇为激动的李永得和徐璐：“外面有50多名中外记者在等候，要不要见一见？”

　　“他们苦等了4小时，不见成吗？”两位台湾记者不约而同地说。

　　我把他们领进早已准备好的休息室，他们立刻就被“与台北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外记者包围住了。我也是“老记”了，但在改革开放不太久的1987年，还从未见过同行间这样互相热烈采访的场面。

　　从此时起，两名台湾同行的身份便成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的新闻对象混合体，一夜名闻世界。他们称在大陆的13天，一直是在中外记者追逐的“天罗地网”中进行采访的。

　　首都机场的“互访”活动结束后，我送他俩去北京屈指可数的五星级酒店，东三环路旁的长城饭店。

　　路上，我及时切入正题，问他们此行准备采访什么，有何要求，中新社会尽一切努力来协助他们。到了饭店，给他们安排好房间离开时，天已破晓。

　　回到宿舍，我顾不上休息，立刻根据两位台湾记者提出的要求，与同事们分头一一联系采访对象的所在单位或本人。有通过电话的，有登门预约的。

　　当天中午，在全聚德烤鸭店王士谷社长和王瑾希总编辑宴请的尾声，我把一份按他俩要求初拟的日程表以及采访对象们的电话、地址等联络办法送上，两位同行又惊又喜，按常规，记者得自己去联系采访对象，何曾受过如此待遇？要不，怎么叫“跑新闻”呢？

　　我出生在上海，在福建长大，既可以用上海话和徐璐交谈，又可以用闽南话和李永得沟通，家乡方言把彼此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台湾记者的谨慎程度有些出乎意料。他们在长城饭店门口招手搭出租车，按排队顺序过来第一辆，他们没有上，却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出租车，可能猜疑第一辆是有意安排的“特别出租”。

　　台湾记者的敬业精神值得赞赏。他们得到中新社提供的“联络图”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即与采访对象们接上了头。我只联系，不陪同，一概不送他们去任何一个采访点，但是和张处长时刻关注着进程是否顺利。

　　数千里真切感受 牵动两岸思考

　　从9月15日开始到27日，他们马不停蹄，一路南下，先后走访了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5座城市。

　　在北京，参观了故宫、天安门、王府井，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被称之为“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

　　在杭州，他们游览了“像古诗一样美的”西湖，品尝了地道的龙井茶，徐璐第一次见到由上海赶来相见的姑母和表弟，姑侄二人抱头大哭，徐璐为此写了篇文情并茂、很是感人的自述通讯。

　　在广州，他们采访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及黄埔军校旧址，还突然租车去了中山市翠亨村，探访了孙中山诞生地。

　　在深圳，他们参观了国际贸易大楼、沙头角的中英街、海关及深港出入境口岸等。

　　在厦门，他们访问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学者们，徜徉在与台湾风情一同的中山路骑楼下，用望远镜隔海眺望大小金门岛多时，又突然租车，沿海岸线直奔200公里，采访了曾在1953年被国民党军偷袭、掳走了成百上千壮丁的福建第二大岛东山县，与凄苦守望33年的“寡妇村”的老村民们动情叙谈。

　　对于两位在台湾出生的“新生代”，这是第一次在祖国广袤的山河大地上，用自己的五官真切感受海峡对岸伟大而丰富的存在，举目都是和自己长着同一类体型肤色、说着读着同一种语言文字的中国人、中国情， “一切都仿佛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和遥远。” “虽然只是这么短暂而且片面的一个搜寻，但对于从小只在课本上看过‘大陆’的我们来说，却仍具有无比的震憾，”“我们感受到了大陆的真实存在。”

　　他们认为，“大陆14天的见闻只能算是对大陆的惊鸿一瞥，连走马看花都谈不上。”但不管怎样，“是一个真实的捕捉，一个完完全全透过台湾记者的双眼所做的直接捕捉，而不是透过外国记者的笔和镜头的折射。”

　　海峡两岸都关注着二位记者的历史性大陆行，台湾《自立晚报》每天都有他俩大量的独家报道，所见所闻所感。台湾的街头巷尾，民众普遍“叫好”，38年来第一次读到了由台湾记者亲历记述的大陆，心里更跃跃欲试，热切渴望自己也能赶快踏上那片同属一国的故乡土地。

　　李、徐笔下有引起共鸣的深刻反省：“透过我们不同的成长背景，在大陆之行的冲击下，‘台湾经验’和政治理念必会有激荡、投射、甚至沉淀的反应。” “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的僵化。”

　　“除了可以强烈感受到大陆的老百姓对台湾的好奇、热情和关心，还会发现和大陆的老百姓之间正若有若无地展开一种不可名状的竞争。民族的尊严，在大陆就像空气一样，到处都可以呼吸得到。因此，‘统一’在他们而言，不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深植在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对台湾感情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大陆的社会各界也都怀着新鲜、好奇的心情，想看看两位台湾记者怎样来描述海峡对岸，新华社《参考消息》等传媒时有隔日转载。平时看惯了大陆记者文风的读者在读“台湾味道”的报道时，感觉新鲜。

　　我也在天天研读这些文字，思考着一个问题，作为以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受众的中新社，该如何从中取其养分，去其糟粕呢？

　　归程掀起赴大陆探亲潮

　　除了在北京和李、徐接触几次外，我们再未谋过面，但是始终保持着电话或通过所在地宣文机构间接沟通，一如既往地满足他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提出的要求。

　　其实，我和公安部张处长每天都“隐身”鞍前马后，“形影相随”着，以确保他们充分享有境外旅行者权益和不影响自由采访的前提下，更加确保人身安全，当时确有威胁的迹象来自对岸，绝不让“江南事件”在祖国大地上重演。

　　9月27日，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副社长、代社长李捷在厦门为李永得和徐璐送行。李捷告诉我，临登机时他俩心情复杂甚至相当悲壮，眼里闪着泪花。按照台湾当局“戒严令”规定，回去后将至少坐牢2年。

　　不料刚回到台湾，李、徐就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同时，台湾当局宣布要“依法处置”他俩和《自立晚报》。

　　随即，各界反对处置和声援《自立》的函电纷至沓来， 舆论越来越趋高涨。在1个月后，当局正式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自立晚报》总编辑陈国祥说“我们创造了历史”。其实，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金秋10月的北京，中台办和中宣部在和平门办公大楼会议厅，联合举办了一个有40多位部级领导出席的多部门情况通报会，先由中新社王社长和我做了接待台记破冰之旅的汇报，然后杨斯德同志肯定此为一成功先例，及时部署了迎对海峡彼岸掀起探亲热潮的方方面面工作。

　　作者：陈佐洱(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中新社港澳台部原主任、中新社福建分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