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敏介绍，依据刑法规定，如果没有其它犯罪情况，拐卖妇女儿童罪起刑为五年，最高刑期也不过十年；作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的对向犯，如果没有其它犯罪情况，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最高刑为三年。刑期较短、处罚较弱，导致对买方行为约束力不足。

　　“由于受害人强烈反抗、逃跑，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往往伴随强奸、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虐待等行为。”谢文敏说，虽然刑法也规定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犯有其他罪名的，按照其他罪名定罪处罚，但是这类犯罪取证困难，追责并不容易。

　　因此，她建议，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加以提高，最高可判处死刑，以起到震慑和预防作用。

　　DNA检验技术是确认被拐人员身份最有效的手段。谢文敏还呼吁，学校与公安局、妇联、医院联动，在全国分阶段采集0-18周岁人员基因，建立基因数据库。此外，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阶段入学时，不断完善补充采集。

　　通过检索相关案例，谢文敏发现，被拐卖人员被解救后还面临融入社会的难题。“比如一些被拐儿童，在农村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回到城镇，其他同学已经上大学、成家、立业，而他们长时间与社会脱节，情况好的是慢慢在周围人的帮助下继续成长，情况不好的只能在家待业、啃老。”她建议，多部门联合建立救助、安置、康复的长效机制，并用部门法加以明确规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