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开展高水平的自由探索，持续强化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张锦说，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原始创新有很多都源于高水平的自由探索研究。这类研究常常带有很强的突破性、颠覆性，其重大的价值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出来。他举例称，在19世纪末，“无线电之父”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偶然发现电磁波无需电线媒介就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然而，这与当时“弯曲的地球表面不能传播电磁波”的固有认知严重相悖而备受质疑。但他继续坚持深入探索，不断发展模拟信号编码基本原理和技术，最终实现了无线电通讯，让世界变得更小、更近。因此，要为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提供长周期的支持。

　　深入推进有组织的科研，不断加强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张锦表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高度重视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将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例如，二战期间原子弹、雷达等发明和青霉素的使用，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胜利。这使美国政府意识到有组织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一改以往靠欧洲科学成果发展的模式，积极组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资助机构，为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和最大经济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强调称，我国必须依靠有组织的科研，要以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凝聚大团队，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科研机构等各方面基础研究的力量。

　　深化校企、校地、校医合作，全面推进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张锦指出，基础研究的问题除了从科学发展的前沿、重大战略需求中来，还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临床一线中来。产业和临床一线面临的技术瓶颈背后往往是关键核心科学问题的制约。他举例称，在21世纪初，通信信道传输速率遇到“香农极限”瓶颈的背景下，2008年毕尔肯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埃尔达尔·阿里坎公开发表了论文，提出世界上第一类能够被严格证明达到“香农极限”的信道编码方法——polar码。华为公司基于这一研究基础，在polar码的核心原创技术上取得了多项突破，并促成了学术研究到产业应用的蜕变，推动人类进入了5G时代。因此要提高科学的眼光，运用科学的能力，从产业和临床第一线的堵点、卡点、断点、痛点中发现、凝聚、解决关键核心的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