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10.17总第10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刘正国把乐器举到嘴边，全场安静，一串高亢嘹亮的声音飘了出来。9月28日，东方卫视《何以中国》特别节目上，刘正国吹奏了一首为这种乐器量身创作的乐曲。

　　这支乐器只有筷子长短，由大鹰的尺骨制成，温润淡黄。他称之为骨龠(音同“悦”)，更多的人称其为骨笛，源自河南舞阳贾湖。八九千年前，贾湖先民发明了这种乐器。

　　1986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古墓葬里首次出土了骨笛。当时的人们用丹顶鹤等禽类尺骨为材料，截去两端关节，取中间一段直骨，钻上两个至八个孔洞，制成了音阶准确的乐器。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演奏家刘正国第一次举起骨笛，吹响了八九千年前的声音。

　　贾湖因为骨笛名震天下。这处遗址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前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99年，英国《古物》杂志发表贾湖骨笛研究成果，并以骨笛照片作为封面，打开全球知名度。因为骨笛，以及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贾湖遗址显示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处遗址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久，八九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远超我们想象。

　　在一些考古学者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那么贾湖遗址告诉我们，在八千年多前，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

　　今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的话题愈发被人关注，用考古学证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公众所知。而考古学者早已将文明起源的探寻上溯至八千年前。透过贾湖，我们可以看到八千年前最领先的族群如何生活。

　　最震撼的证据

　　刘正国对第一次摸到贾湖骨笛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7月一个酷热的日子，当时他正在合肥，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邀请，去往该校的专家楼，桌上摆着三根骨管，上个月刚从贾湖考古工地带回来，屋子里还搬来了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台电脑。

　　他是被邀请来为骨笛测音的。他是知名演奏家，专长笛子，但研究龠、筹等古代乐器已有将近十年。连续两晚，他依次演奏了三支出土的骨笛实物，这可是八九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他拿起时都有点发抖。

　　这三支骨笛分别是无孔、二孔和七孔三种形制，众人最期待的是七孔骨笛。那根七孔骨笛通体棕亮光滑，古朴漂亮，曾经整体断为两截， 此时已经修复好。历经几千年掩埋， 骨笛已经接近石化， 声调略高，刘正国对嘴一吹，声音比他想象得还要清脆嘹亮。

　　那两晚，他乐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几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调》《春江花月夜》这类民乐曲。他翻来覆去变换吹奏角度，尝试各种宫调，力图穷尽骨笛发声的可能性，越吹状态越好，“胜于丝竹”。最后，他大胆尝试了更为复杂的“翻七调”——将一首曲牌的曲调进行七个调门的翻奏，通过七次翻奏最终返回起始调，是一种高超的民间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复杂的“七调还原”过程。刘正国得出结论：七声齐备，叹为观止。

　　这次测音的主持者是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王昌燧，监测者是同系教授张居中，他也是贾湖遗址考古发掘领队。1984年，贾湖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张居中从郑州大学考古系毕业进入河南考古所刚满两年，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初次进入贾湖遗址，担任考古发掘现场实际负责人。一直到2013年，他领导了七次贾湖发掘，是最懂贾湖的人。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地理位置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古时水系发达，地形平坦，是宜居之地。贾湖遗址北面是宽阔的沙河，自西北汹涌而下，环绕东行，一泻千里。灰河从遗址西面蜿蜒而过，注入沙河。南面的泥河离遗址最近，仅一公里，贯穿舞阳县全境。贾湖村西南有一片小湖泊，即是贾湖。贾湖遗址周边堪称水草丰美，动植物种类丰富。然而这里也是洪水泛滥之地，最终也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洪水而被废弃。

　　贾湖遗址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露出端倪，舞阳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朱帜下放到贾湖村劳动时，经常在沟坎、井壁上发现红烧土、红陶片等遗存。70年代中期一场大洪水，将贾湖村的房子冲得只剩一间，重修护庄堤时，石器和陶器不断出土，再次引起朱帜的注意，他向河南省文物局作了汇报。

　　1983年，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从1983年到1987年，贾湖连续进行了六次发掘，最重要的文物都在这段时间被发现。21世纪以来，为了配合考古系学生实习和遗址公园建设，贾湖遗址又于2001年和2013年开展了迄今最后两次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遗址找到了40多支骨笛，大量龟甲碎片——其中有的留下了人为刻划的符号，陶、石、骨等出土物共计5000余件。八次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略小于半个足球场，大概占整个遗址5.5万平方米的1/18。对于考古遗址来说，这已经算是较为充分的发掘了，很多大型遗址半个世纪才揭开百分之一。

　　在中国考古史上，贾湖遗址是距今八九千年时间段上最为发达的远古聚落之一。彼时新石器时代刚刚揭幕两千余年，人类不久前才从洞穴里走出来，正笨拙地开辟农业，尝试着种植植物、驯化动物。而贾湖却展示了一幅并非全然原始落后的面貌，超越了人们对于文明起步阶段的认识。

　　“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

　　今年10月，在贾湖遗址的地面上，一座俯瞰如迸溅水滴的贾湖遗址博物馆正准备试运营。贾湖遗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武艳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迸溅的水滴寓意贾湖文化是“九千年文明之源”。贾湖遗址博物馆位于贾湖考古遗址公园内部，284公顷遗址公园中最具吸引力的景观，无疑是保护下来的发掘探方。一条木栈道贯穿发掘区域，参观者可以深入考古第一现场。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复制品被还原为出土时的状态，呈现出逼真的现场感。

　　武艳芳说，贾湖遗址博物馆将有400余件套藏品可供展出，包括炭化稻米、契刻符号、成组龟甲、叉形骨器、陶鼎、绿松石等。一支七孔骨笛，堪称镇馆之宝。

　　骨笛或骨龠？

　　对贾湖骨笛的研究持续至今。它拉长了中国的音乐史，也为中国考古学带来新鲜的元素，更让我们对远古社会的想象变得具体而鲜活。“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很惬意的。虽然物质条件还不太丰富，但远远不是我们想象中贫瘠乏味的原始景象。”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贾湖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张居中说。

　　骨笛是在贾湖的第四次发掘中出现的，当时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那天，考古人员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急忙来找张居中，说挖出了两支“笛儿”。张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两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骨管一侧都钻了7个孔。看似笛子，但没有吹孔和笛膜孔，显然不同于现代横笛；也不是箫，因为没有吹奏用的山口。

　　更多的骨管陆续出土，大家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发掘日记上有的记为“穿孔骨管”，有的写做“笛形器”“箫形器”，也有人直接记作“骨笛”。

　　恰巧同年8月，一批中国音乐史界的权威专家来到郑州，参加纪念明代音乐家朱载堉诞辰450周年的会议。张居中与两位同单位的考古专家，带着一支保存完整的骨笛，来到音乐家下榻的郑州国际饭店，请他们鉴定。那天晚上，他们敲开了住在一楼的一位专家的门，这位专家看了看，摇摇头说，管细孔小、声音比较尖，可能不成音列，也许是打猎时模仿动物声音的骨哨，不是乐器。一盆冷水浇下来，他们不好意思再找其他专家献丑了，悻悻而归。

　　那年头，各地发掘出了稀罕的文物，都会专程带到北京，请顶尖的考古学专家们过目鉴定。1987年夏天，张居中与河南考古所的领导、同事带着几件出土物前往北京，拜访考古、古文字和音乐界专家，所带的出土物包括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支七孔骨笛，三片契刻符号较成型的龟甲，以及一支柄形石饰。

　　他们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萧兴华，萧第一眼见到这支骨管便大吃一惊，因为其构造与新疆哈萨克族的乐器斯布斯额和塔吉克族的鹰骨笛极为相似，他当场就称之为骨笛。萧兴华又带着他们去中国民族乐团找团长刘文金，排练中场休息时，刘文金找来几位管乐手试吹。前六个乐手都没吹出声音，第七个乐手宁保生拿着骨笛，觉得接近于河南民间乐器“筹”，应该斜吹，试着将管口倾斜45度。声音出来了，而且吹出了音列，音准无误。

　　萧兴华说，衡量音乐文化的标志，是音阶的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四声音阶，主要用在劳动号子上。为了用声音表达更复杂的情绪，人类将四声音阶发展成五声音阶，音乐文明由此翻入新的一页。而贾湖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它已经能奏出完整和相当准确的五声音阶。可以说，在贾湖遗址的年代，居住在中原的先民早早地进入了音乐文明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大洲的远古先民各自都发明了骨笛。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至近4万年前。2008年，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团队在德国西南部Hohlefels遗址的岩洞中发现了一根约3.5万年前的骨笛，原材料为秃鹫翅骨，长约22厘米，有5个按孔。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出土过22根距今约3万年前的鹿骨骨笛，奥地利也发现了1.9万年前驯鹿胫骨制成的骨笛。一些考古学者认为，骨笛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

　　第一次见到贾湖骨笛几个月后，萧兴华约定音乐家黄翔鹏、童忠良和两位工程师专程前往郑州，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测音仪器——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为骨笛测音。整整一周时间，他们对骨笛进行了音序测试，还录下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调子。相当准确的音高和坚实嘹亮的音色，令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初步研究结论为，贾湖骨笛是一种乐器，这一发现可以改写中国音乐史，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从此，在音乐史学界，贾湖骨笛被视为中国音乐文明的源头。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刘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决定一件管乐器名称的关键，在于形制和吹法，吹法尤其重要。贾湖骨管的吹法与笛截然不同。笛无论竖吹还是横吹，都有吹孔，吹孔可以管理气流，使得声音纯净通畅。而贾湖骨管没有吹孔，两端直通，吹奏时需要稍微倾斜，气息才能畅通。如果竖吹，气息在管端受阻，发音挤压太大，是硬逼出来的声音，音量尖细微弱，音域也不够宽阔。因为吹法导致的发音方式的不同，形制类似的管乐器拥有了不同名称，比如笛与箫、管、篪的差别。他因此认为，既然贾湖骨管与笛的吹法差别甚大，应该有别的名字。

　　根据刘正国的考证，贾湖骨管应该是龠。文献中有“龠如笛”的记载，两者外形相似。龠是上古乐器，演变为宫廷雅乐的乐器，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大量记载，甲骨文中也常见。但秦汉以后龠迅速式微，到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已经见不到只言片语。郭沫若曾对甲骨文的“龠”做过考释，他从字形来看，认为龠“像编管之形也”。此后，学界遵照其意见，认为龠是排箫那样的编管乐器，流传两千余年“龠如笛”的单管之说被废弃。刘正国认为，郭沫若的说法是一种误读，只是依靠字形释读，并没有对音乐史的严格考证。

　　对于贾湖骨器的命名，张居中也没有很确定的想法，他说考古界尊重音乐界的意见。“音乐家们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跟着他们叫。没达成意见，暂时就先叫做笛。”

　　后来这么多年，学界未再就定名展开重新讨论，似乎这只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唯有刘正国多年来一直执着于此，“只要是真的，他们迟早都要接受。”他多次对河南省博物馆提过，他们那支作为镇馆之宝的贾湖骨笛，就算不改名，也应该把“龠”的提法附在后面。

　　贾湖的精神世界

　　贾湖骨笛有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很奇特、很先进，但很难与前后时代的文化现象产生勾连或联想。但龟甲就不一样了，龟甲注定会让人联想到甲骨文。龟甲上是否有文字，是当时贾湖考古工作者最挂念的事情之一。考古专家贾洲杰戴着老花镜，在探方下面，他经常把老花镜反过来当放大镜，查看新出土的龟甲片上有没有字迹或刻痕。

　　突破发生在1987年5月，一座老年女性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类似剑柄的石器，顶端弧面上清楚地刻着一行符号。工地上一片欢腾，当晚买酒买肉加餐庆贺。更重要的发现出现在次日上午，张居中在一座墓葬清理随葬龟甲时，一片龟腹甲上隐约透出刻痕。他按捺住激动，捧着龟甲去旁边积水的坑里，用刷骨头的刷子蘸水清洗了一下，一个“目”字形符号浮现出来，与甲骨文的“目”字几乎完全相同。随后，其他墓中出土的龟甲片也发现了刻痕，骨笛、杈形骨器、石器和陶器上也陆续发现了符号，一共有十几个。

　　甲骨文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距今3300年左右。从贾湖到殷墟，隔着漫长的五千年，甲骨文会是贾湖龟甲符号的后裔吗？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这正是牵动中国考古界的重要谜团之一，“贾湖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五千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

　　1987年，张居中带着骨笛去北京鉴定那次，也带上了三片龟甲。他拜访了多位古文字学家，得到三种意见：一种以甲骨文专家胡厚宣为代表，认为就是当时的文字；一种以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为代表，认为应该是具有一定原始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一种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为代表，认为只是一种记号。对于贾湖符号是不是文字，暂无定论。不过很多学者认同，贾湖龟甲的功能与殷墟甲骨类似，都是占卜。张居中的观点是，贾湖的契刻符号分记事、记数和占卜三种用途。

　　贾湖龟甲还有一处令人吃惊的设计：随葬龟甲数目都是8、6、4等偶数组合，龟甲内大多还放有数量不等的石子，显然是一种仪式的反映。中国古代占卜术有两大系统：灼卜和筮占。灼卜需要火烧，如殷墟甲骨；筮占与数占关系密切，使用数字组合变化来预测吉凶，并由此演变成八卦。张居中在考古报告中提出，贾湖遗址盛放着石子的龟壳，可能就是一种数占法。“灵龟”被认为是可通天地鬼神的灵物，将特定数量的石子放入龟甲，或许是为了与神灵沟通。不过另一些专家认为，石子可能是发声用的，即所谓“龟铃”。

　　张居中推测，贾湖人饮酒，也是为了通灵之用。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陶器中提取出了类似于酒的化学成分，证明贾湖人饮用一种由稻米、蜂蜜和果实制作的混合发酵饮料。张居中认为，贾湖出土的龟甲、骨笛、杈形骨器等器物显示，贾湖社会中萨满教性质的巫术之风盛行，这些器物可能是巫术仪式上的道具。巫师在主持巫术仪式时，需要借助一些可使人尽快达到颠狂的通神状态的道具，于是酒就应运而生了，饮酒常常是很重要的程序。

　　占卜、通灵、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农业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但显著发展就是在八千年左右，农业的发展支持了文明的起源。贾湖具有一种标本意义——它正处于在农业早期发展的门槛上，从此地可以直观看出农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如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所说，贾湖遗址最早的年代为九千年，与农业起源时代相距不远，如果同农业尚未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比较，判若两个世界。“从贾湖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的出现的确是场大革命，迅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俞伟超曾写道。

　　当时，贾湖先民已经吃上了稻米。长江以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单一稻作农业遗存，只有贾湖遗址一处。

　　当年发掘时，张居中要求所有东西都要采样回来，土样也不例外。他们采集了一些被火烧过后板结的红烧土块，放在办公室里。1991年春天的一天，湖南考古所副所长裴安平路过郑州，来看望张居中，闲聊中，张居中问起彭头山遗址的古稻是怎么发现的，那是裴安平主持的考古项目，刚刚公布了古稻的发现。裴安平说，陶片上就有稻壳和印痕啊。然后指了指地板上的红烧土说，这里面说不定就有。张居中拿起一块掰开，真的发现了一个稻壳的印痕。他们接着掰了一上午，找到了十几个稻壳印痕，后来经过检测，确认为水稻。

　　贾湖原本是以采集渔猎为生的社会，之所以开始栽培农作物、扩大食物来源，必然是发生了剧烈的环境变化。根据环境考古结果，距今8900年至8700年发生了强低温事件，生活在亚热带与暖温带气候过渡带的贾湖先民，在冬春季获取食物想必变得困难。紧接着，距今8700年至8500年的急剧持续升温，又为稻作农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的良机。

　　“那时候贾湖人以渔猎为主，但狩猎、捕捞、种植、养殖、采集五大门类都有了，餐桌还是挺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张居中笑着说。根据对人体骨骸的测量，贾湖遗址男性平均身高171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7厘米，比今天全国平均身高还高。

　　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八九千年前的贾湖人与今人其实相差不大。除了同样吃大米、喝酒，他们也养猪和狗。贾湖的居住地和墓地里出土了11个埋狗坑，埋葬着狗的完整骨骸。这是人们对家养动物一种有意识的处理，说明狗并不作为食物，而是被驯化的伙伴。“狗活着时为主人看家护院，死了就埋在房子旁边或墓地里，继续为主人看家护院。”张居中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动物考古专家袁靖说，迄今为止，贾湖遗址出土的狗是中国最早的家畜。“最早把狼驯化为家犬之时，当时的人很可能是首先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的，这毕竟是当时第一种与人亲近的动物，而且会对人摇尾巴、亲近人、舔人等行为，都会增加人对它的好感，希望随时在自己身边。”袁靖说，这种行为出自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对于友情的认识。

　　关于水稻、狗、人体等方面的认识，都得益于科技考古的介入。张居中认为自己是当时很早认识到科技考古重要性的人之一，不过80年代发掘阶段，“脑子里这根弦还没绷紧”。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他找到植物、动物、农业、矿物、古人类、年代学等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分头研究那些沾着泥土的出土物，将沉默的古物转化成科学成果。

　　1987年第六次发掘结束后，整整十年，张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中。仅仅是将陶壶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时间，像拼图一样拼合碎片，再对比分析年代顺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龟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几十副龟壳。1999年，近180万字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终于出版，奠定了贾湖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

　　2000年，完成考古报告两年后，张居中从河南考古所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该系的目的就是培养懂传统考古的科技考古人才。次年，他第一次带研究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选择的正是自己最熟悉的贾湖遗址。尘封14年后，贾湖遗址迎来第七次发掘，科技考古手段首次全方位介入。植物考古学家在现场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在水箱中，炭化植物遗骸浮出水面，得到了大量植物遗骸，古人类专家则对人骨标本进行了现场鉴定。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贾湖人在贾湖村世世代代生活了1500年，直到一场洪水毁灭了家园。然后，贾湖人迁徙到哪儿去了？

　　贾湖文化之后进入仰韶时代，贾湖文化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舞阳郭庄遗址、阿岗寺遗址等。张居中说，这些遗址上的新居民与贾湖先民虽有些相似之处，比如种水稻，以及建房屋、制陶器的方法，不过这些相似之处主要是共同地理环境造成的，很难证明有继承关系。

　　而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却出现了更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墓葬和葬俗方面。两者都有大量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随葬，墓葬中都有龟甲，龟甲下都装着石子……而葬式、葬俗恰恰是维系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内核。张居中由此提出一个推测：贾湖先民离开家园以后，其中一支沿淮河东下，迁徙到了同纬度的安徽、山东、江苏等地。

　　那么向西呢？南阳盆地直到秦岭东麓，也是贾湖文化的分布范围。贾湖村往西50公里处的方城大张庄遗址，有大量直接继承自贾湖文化的因素。此地正好穿过叶县——方城走廊，这是连接华北平原与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当洪水泛滥，家园沦陷，另一支贾湖人或许就穿越过这条走廊，到同族群生活的他乡生息繁衍。

　　他们留在贾湖村的遗存埋藏得并不深，考古队挖了不到半米就发现了踪迹。八九千后的后人发现，贾湖先民是一群有着特殊生活方式的人。

　　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描述过，贾湖的陶器与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相当接近，而龟甲占卜和獐牙随葬的习俗，则与年代稍晚的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乃至安徽薛家岗文化接近；贾湖的稻作农业，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都不存在，却与长江流域一致。这意味着，贾湖是一处独特的文化，包含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两大片文化系统的若干因素。俞伟超由此认为，考古报告中提出“贾湖文化”的概念是非常正确的。

　　在黄河中游的嵩山周围地区，距今8200年至7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那段时期的整个中国，也被笼统地归纳为裴李岗时代，其后便进入文明形成的仰韶时代。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有较长时间段的重合，刚发现时，被理所当然认定为裴李岗文化范畴。但随着一些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张居中认为贾湖与裴李岗文化有较大差异，应该命名为贾湖文化。俞伟超同意此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大同小异，可以称为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

　　在同一时间的其他地域，长江流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也出现了水稻、黍粟、祭祀等遗存，与贾湖有相似的发展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包括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等知识。这些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八千年以前，可以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韩建业认为，贾湖文化最具冲击力的地方，就在于精神世界的世界观、伦理观和历史观。“那时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形成了，出现了与历法相关的规和矩，有占卜用的龟甲、石子、符号，已经开始敬天法祖、向天卜问。伦理观主要是指墓葬，八千多年前就有了非常好的竖穴土坑墓，这是一种入土为安的思想。墓葬排列整齐，一直延续几千年，中国的墓葬一直是这样，体现了典型的亲情伦理血缘关系。历史观指的是非常强大的祖先崇拜习俗，有的祖坟持续了几百年，当时全世界完全没有第二个例子。”

　　张居中今年已经69岁，对贾湖仍有很多疑问，他的团队正在研究贾湖绿松石来源等问题。1999年的考古报告中，张居中留下了一个遗憾，他分析了贾湖文化的去向，却没有解释其来源，因为他认真思索后，仍然没有理出头绪。20多年来，他没有放下这个问题，如今心里已经有一个轮廓。“有思路了，但还属于科学假说阶段，有点虚无缥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9期